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微信號：SIFAADR）供稿
新加坡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取得瞭一定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加之其完善的司法體系與良好的法律環境，充分結合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科技進步正在改寫很多發展中國傢的經濟版圖；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進入務實合作、全面推進的新階段；亞洲跨國商事糾紛解決市場已經形成並逐步發展。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正是在國際商事解決機制的全球背景之下，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及亞洲糾紛解決市場的需求而設立的。
SICC的設計理念與受理范圍
新加坡面積隻有716.1平方千米，人口539.92萬（2013年6月統計數據），實行的是兩級法院體系：最高法院（分為高等法庭和上訴法庭兩個部分）以及國傢法院（2014年之前稱為初級法院）。
2015年1月5日成立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以下簡稱SICC），隸屬於新加坡最高法院的高等法庭，是經過立法特別授權建立的專門審理國際商事糾紛的特別法庭，是新加坡邁向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一座裡程碑。
SICC的設計理念是尋求一種既不同於傳統國際商事訴訟程序，也不同於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以下簡稱SIAC）的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新路徑；其目標是建立一個為國際商事糾紛當事人提供優質高效法律服務的、沒有國界的國際商事法庭。
一般認為，SICC的設計理念和服務定位受到SIAC成功經驗的啟發，從另一角度來說，其設立也彌補瞭國際仲裁現狀的一些不足。近年來，全球范圍的國際仲裁出現瞭一個微妙現象：有些當事人申請仲裁後，由於各種原因導致仲裁中不可控制的高額費用、程序拖延等情況；以及由於仲裁保密原則、一裁終局效力等既定規則導致當事人一旦敗訴很難尋求到其他有效的救濟方式等問題。在這些情況和問題的共同作用之下，有些當事人經過風險評估後，就不再選擇國際商事仲裁方式，然而選擇訴訟同時，又會引發起訴、受理、適用法律、執行等難題。
為瞭解決國際商事當事人進退兩難的情況，為瞭給當事人提供更好的糾紛解決服務，使他們在新加坡法院體系內就能利用到仲裁的一些優勢，同時也是為瞭提升本國的糾紛解決國際競爭力，新加坡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設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
國際商事案件的管轄權問題是法院審理國際商事案件的前提和基礎。根據相關規定，SICC可以受理以下案件：1。訴訟請求具有“國際性”和“商業性”；2。當事人以書面協議提交SICC管轄；3。當事人沒有以任何方式獲取過其他相應司法救濟。
此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規定，根據一方當事人申請或動議，最高院的高等法庭還可在以下情況下將案件移交給SICC審理：1。訴訟請求具有“國際性”和“商業性”；2。訴訟當事方未以特權命令形式的或有關特權命令尋求任何救濟，以及高等法庭認為由SICC審理該案件更為合適。
SICC的特色
SICC成立兩年半的時間裡審結案件11起，受理的第一宗案件是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兩傢公司因印度尼西亞東加裡曼丹省煤炭生產和銷售的合資協議產生的糾紛，涉案金額高達8.09億美元，該案於2016年5月12日宣告終審判決，具有標志性意義。SICC所取得的成功與其理念以及特色密不可分。
法官的國際化與精英化
SICC的法官由19名新加坡籍法官和12名非新加坡籍法官組成。2015年1月，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委任首批11名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國際法官即日起上任，任期3年。這11名SICC國際法官分別來自美國、澳大利亞（3名）、奧地利、法國、英國（3名）、中國香港和日本，全部都是享譽國際的外籍法官。2015年5月，前英格蘭及威爾士高等法院法官亨利·伯納德·埃德爾，成為SICC第12名國際法官。
新加坡創設國際法官制度是通過修憲才完成的。2014年，律政部門提出修改憲法議案，建議增設國際法官，並規定國際法官僅限於審理SICC的案件。經過修憲程序，《新加坡共和國憲法（修正）法》的第95條第（4）款（c）和第（5）款規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以任命外國法官擔任SICC的法官。
SICC中的新加坡籍法官以最高法院的高等法庭和上訴法庭的在職法官為主，包括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達順和前首席大法官陳錫強在內，一共有19名法官。SICC的任職法官不限於在職法官。新加坡通過修改憲法的方式，讓審判經驗豐富的最高法院退休法官們可以繼續發揮專長，審理國際商事案件。
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修正）法》第95條第（2）款和（4）款（b）規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以任命65歲及以上的人作為“Senior Judge”，擔任最高法院的法官。95條規定自2015年1月1日起生效，是退休法官和國際法官審理SICC案件的憲法依據。
SICC訴訟程序二手餐飲設備估價的獨立性與特殊性
SICC的訴訟程序遵循瞭國際商事案件的審理實踐，特別是參考《英國商事法庭指南》，制定瞭獨立的、具有實操性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實務指引》。SICC與新加坡國內法院適用的訴訟程序規則相比，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不同：第一是SICC不受新加坡證據規則的約束，除非SICC根據《新加坡法院規則》第110號命令決定適用該規則；第二是SICC訴訟程序的文件出具、書面質詢和當事人的合並審理都有具體的訴訟程序規定；第三是SICC不同於傳統法院，當事人可以以書面形式，放棄、限制或變更其對SICC判決的上訴權。
SICC裁判執行依據的廣泛性與國際性
SICC裁判的執行依據具有廣泛性和國際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依據《互相執行聯邦國傢法院判決法》使得新加坡法院的判決在英聯邦國傢獲得承認和執行。
第二，新加坡最高法院還與新加坡政府和其他法院系統合作，簡化傳統普通法規則下對判決的執行。例如，截至2017年3月，新加坡最高法院已與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商事法庭）、迪拜國際金融中心法院、阿聯酋阿佈紮比全球市場法院簽署瞭關於金錢判決相互執行的非約束性“備忘錄指南”，這些指南可以簡化各國法院判決的執行程序。
第三，根據《互相執行外國法院判決法》包括香餐飲設備回收港地區的很多國傢和地區都取得瞭執行依據。
第四，新加坡於2015年3月25日簽署瞭《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該公約起草方包括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等，公約賦予當事人選擇法院解決爭議的權利，也給民事判決在域外的承認與執行提供法律基礎。2017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人民法院涉“一帶一路”建設10起典型案例，其中“高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決案”系中國法院首次承認和執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決。該案對中新商事判決的相互承認和執行具有裡程碑意義。
SICC的未來發展
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確立瞭便捷親民、快捷及時、平等無傾、公正廉潔、獨立問責以及司法公信的司法理念。彈丸之地的新加坡深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正如開國總理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所言：“無論世界怎麼樣，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為它實在小得無法改變世界……新加坡必須保持思路敏捷，懂得隨機應變。”
以SICC設立及運作為例，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改革目標定位清晰，改革措施經過科學論證、調查研究，改革計劃經過瞭周密部署、分步實施。例如，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取得成功之後，2013年11月29日，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委員會正式提出議案，詳細分析瞭國際經濟局勢與糾紛解決市場的發展，仔細研究瞭英國商事法院體系與國際金融中心倫敦、紐約、香港等發展模式，開創性地建議增設國際商事法庭。
很快，同年12月3日至2014年1月31日，委員會就SICC設立問題進行公開咨詢；第四季度確定瞭SICC的設立框架，SICC於2015年1月5日正式啟動。
概言之，SICC以國際商事法庭命名，根據國傢司法權對國際商事糾紛進行審理；通過國傢之間的互惠執行協議、通過簽署國際性的條約來達到裁判在其他國傢的承認與執行；突破瞭國傢界限、突破瞭糾紛解決方式的界限，體現的是一種完全國際化的國際商事解決思維。
SIAC與SICC是一種合作夥伴關系，而非競爭對手關系。二者在國際商事解紛服務市場中共生共長，充分滿足國際經貿和投資當事人對仲裁、訴訟兩種方式優勢互補的復合型服務需求。此外，2014年成立的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除瞭為當事人提供專業調解服務外，也為各國當事人提供國際仲裁、國際訴訟之間的調解對接服務。可以說，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就像是三駕馬車，共同組成瞭以新加坡為管轄地的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完整體系，為當事人提供瞭訴訟、仲裁與調解的“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服務框架。
SICC委員會認為，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將促使新加坡成為法律服務和商事糾紛解決的領導者；還將創造一個國際舞臺，推動新加坡法律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新加坡法律的國際化進程。他們在設立SICC之初的願景是——“要像英國商事法院一樣，四分之三的當事人都來自海外”，給“亞洲地區激增的投資和貿易”提供商事糾紛解決服務。
經過瑞士國際管理組織與香港政治與經濟風險咨詢公司的共同評估，SICC已經取得全球的信任與認可。現在，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正朝著英國的方向努力，指向國際糾紛解決市場以及“一帶一路”、東盟等區域經貿合作領域方面提供法律糾紛解決服務，以自身司法體制的改革與突破，希望謀求更多司法話語權和國際法律地位。
（作者單位：華南農業大學人文與法學學院，新加坡國際仲裁管理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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